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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走私调查

  圆明园兽首问题至今历经重重转折:从佳士得坚持拍卖到神秘买家天价拍下,再到蔡铭超露面却又宣布拒绝付款,各种评论众说纷纭。但在这一略有些闹剧色彩的社会事件之外,我们试图探寻一些更深广、更严肃、其实也更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比如文物保护的过去与将来。

  今天的文物保护困局,实际上早于59年前就已经开始。1950年2月,梁思成与建筑家陈占祥一起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在这份建议中,他们提出在城西建立现代北京,对旧城区则加以保护,并在两个城区中建立干道用于连接。

  如果这样的计划实现,北京将成为一个与巴黎一样现代与古风并存的城市。在那里,即便在最繁华的圣米歇尔大街上,也有着两千年前的古罗马遗址。这是一个民族的根系所在,遗迹就在那里,它回答着人们的提问:“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

  但梁思成注定面对的是一个悲剧时代,“破旧“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他回忆中提到,一位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上指着北京城对他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于是北京城应声而变,老北京一转而成重工业城市。门楼拆掉了,牌匾拆掉了,更多的历史遗迹则在其后更疯狂的10年里毁灭。

  当政治不再指挥一切之后,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又变成了历史与文物的一大劫。洛阳商代“天子驾六”遗址让位于市民广场,龙门石窟上修了度假村。与此对应的是,马赛市中心的一座教堂虽然已有上百年历史,却因使用纯粹的哥特样式而被市民讽刺为仿古建筑。当中国的城市只剩下油漆未干的仿古之作,我们又如何能称自己的根确实就在这里?

  我们为国宝被当做商品在海外拍卖愤怒,但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历史的流失与毁灭,其实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这关系到我们追寻海外文物的道德基础,关系到我们是真的珍视历史与文物,还是仅仅由仇视和爱国的激情所驱动。

  在封面报道的采写中有一个细节:我们联络了法国集美博物馆(法国最大的东亚文物博物馆),并向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的律师发去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文物流入的问题。

  但,即便在初步达成接受采访的意向后,法国的博物馆界与法律界仍然选择了沉默。

  我们仍然会对中国文物的海内外保护问题继续追踪,尝试为沟通打开管道,为现实中的努力找到一个方向。

  中国文物流失链调查

  有人形容,改革开放以后的文物走私,“八十年代开始走,九十年代开始跑”。“在海外发现了大量的佛像、石雕,只可能是集装箱出去的嘛”

  显然是太紧张了。

  他用几乎是在颤抖的手,把一块三连扣的玉佩用白色的手纸一圈一圈地缠绕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旧塑料饭盒,然后又打开饭盒,取出这白色的一团,一圈一圈地打开,反复了两次。

  他刚到北京没几天,住在潘家园旧货市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面对我们两个“买主”,居然喊不出价来。沉默了许久,才摩挲着那宝贝开了口,“80万?”

  玉佩来自山东枣庄的一座汉墓。在一份对枣庄的简介中,有这样的句子:孟尝君父子田文、田婴墓和众多的汉墓及明永乐皇帝妃子权妃墓,全国汉画像石陈列之最的汉画像石,都是融人文之精华神奇魅力的体现。

  我们对彼此近乎一无所知。他只知道我们是线人介绍过来,一个刚入门,一个懂行、认识不少大买家,我们只知道他以前是建筑工地的工人,这玉佩出土一年多,第一次进京。

  行规不鼓励打听这些,看东西便是。玉是真的,但我的同伴在给一位私人收藏馆的馆长打完电话后告诉他:这样吧,现在你的期望值很高,等它降到了30万,如果还没有人买,你再打电话找我。

  他咬了一下嘴唇,脸上汗珠细密。他的同屋就在楼下的旧货市场摆摊,一边卖一些假古玩,一边联系线人,准备把陌生的客人继续送上来。

  这是一个阳光泛滥的周日下午,北京东南潘家园旧货市场门口人头攒动,有人蹬着三轮车从路口过,车后歪歪斜斜躺着兵马俑和观世音。

  头两个故事

  1990年,作为试点古玩市场的潘家园开张,并很快成为全国文物市场的风向标。“那是潘家园的头两个故事,”资深记者吴树说,他曾经花了5年时间调查文物市场,写出《谁在收藏中国》一书,“第一个故事是,卖家告诉你,这是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宝贝;第二个故事是,卖家说,这是某某墓里出土的宝贝……”

  据吴树调查,潘家园的“古玩”有四种来源,一是散落在民间的文物,由文物贩子走街串乡搜罗而来;二是家传或者是市场上倒腾的旧物;三是盗墓;四是古代有名的老窑址现在仿古做旧生产的工艺品。第一个故事在数年前就已经式微,第二个故事仍在继续,在两个熟客之间,本刊记者听到如下对话:

  “忙吧?”

  “明儿就开工了。”

  “现在得到五环外了吧?”

  “嗨,就在三环!”

  “开工”即“开挖”,有报道说,近几十年中国被盗的古墓有20万左右,王侯级墓葬的被盗率超过90%。出土的文物通常以较低的价格流向陕西、甘肃等二级市场,有路子的则直接流向京沪穗等三级市场——同样的文物,在这里的价格要高出二级市场数倍乃至数十倍。

  在一位老藏家的印象里,潘家园市场在2003年之前“还有不少精品”,但现在“走一圈看不到几个旧的”。吴树曾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里说,潘家园里到清代的真品也许只有5%,“那还是给面子,”他告诉记者,“估计也就是1%,其余都是假的。”

  曾经有国家博物馆的专家在潘家园购得陶罐一只,后被同行认定是不久前在河南被盗的北魏大墓陪葬品,相当珍贵。中国的文博单位极少在地摊上收购文物,这次却迅速展开抢救性收购,国家出手,也惊动了民间收藏家,一时间,潘家园兴起抢购北魏陶俑的热潮。接下来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向来见风涨价的文物市场,此番却波澜不惊,陶俑越卖越多,价格越来越便宜……后来国家停止收购,请警方配合调查,才发现最近涌入北京的陶俑都由洛阳北邙山一村民在土窑里烧出来的。

  大量仿制的背后是巨量需求。1980年代末,有关方面对文物的认识曾在“开发利用”与“保护第一”之间摇摆,后虽确立了保护为主的原则,但随着民间文物市场的放开和1994年“中国第一拍”开启的财富神话,藏家开始大量涌现,据中国收藏家协会2006年的统计,中国已有7000万收藏大军。

  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记得当年的“鬼谷子下山”,2005年7月,佳士得公司曾在伦敦拍卖一只产自景德镇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鬼谷子是军事家孙子的师父,图罐所绘即是他被请下山,以解燕国被强兵所围之困的故事。这只从数月前就开始巡展,据说全世界仅存7件的元青花,最后拍出了折合2.3亿人民币的天价,刷新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拍卖纪录。

  有人估计,“鬼谷子下山”让中国的收藏大军长了至少3成。吴树记得,当年年底,各路人马云集内蒙古四子王旗,疯抢各种“元青花”,到最后连赝品都供不应求,不少人掘地三尺,把荒地翻个底朝天,而在北京的古玩市场,连刚入门的新手,都敢血拼“元青花”,一位教师不惜用一套房子去换取一个元青花小罐。国内的拍卖公司自然相机而动,轮番上拍元青花,仿佛没有元青花,就不叫拍卖会。

  中国的拍卖公司起于1994年, 2003年数量激增,从2000余家增加到4000余家。2003年被视作第一轮“国退民进”的完成之年,来自江浙的民企老板们,不但把“炒房团”这个新鲜词儿弄得尽人皆知,而且迅速成为国内拍卖企业最大的顾客——秘而不宣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不欣赏这些字画,只是为了避税罢了。

  吴树接触过不少大藏家,他笑言,这个群体的财力深不可测。与潘家园旧货市场比邻而立的是北京古玩城、天雅古玩城等相对高端的市场,文物到了此处,虽然售价可能又要翻上几倍,但发票、鉴定证书等一应俱全,故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里每年“两会”的前几日都会有一波行情。一位店主说,古玩市场受外部形势影响很大,“地震啊、中央反腐力度加强啊,都会让买家减少”,而今年受经济危机影响,“两会行情”并没有那么明显。

  出海

  如果把文物的流向视作一条河流,那么它的方向自然是市价最高处,不过由于中国的法律禁止倒买倒卖1949年以后新出土的文物,于是文物的流动会形成暗河——熟客介绍熟客的关系网。“好东西谁会摆出来卖啊!”潘家园的一位商贩说。或者变成九曲回肠——几经转手,通过种种办法“洗白”。

  “手法非常多,以拍卖公司而言,就可以把出土年代往前推,说是建国前出土,那就算传世文物,可以拍卖了。”国内一家拍卖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但以中国之广,这条规定基本上没有可操作性,“所以拍卖界心照不宣的规矩就是,你的文物只要留在大陆境内,就问题不大,但如果你‘心照’了,还想‘宣’一下,那是肯定要打击你的。”前述拍卖公司负责人说。

  只是,这终究算不上一条“大道”。“你国内不给出路,那它当然就到国外去了,”吴树说。于是文物之河奔腾出海。

  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物流失发生在清末民初,据统计,这一时期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

  这一浩劫之后,中国文物又经历三次“流失浪潮”,一次是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多受过相关的教育,对明、清以上的古董都加以保护,然后再集中起来用轮船运往日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大量日本军官举家移民美国旧金山市,就带去了很多的中国文物。

  一次是改革开放以前,文物专家潘深亮曾对媒体回忆,“那时,以国家文物商店为经营单位,政策规定乾隆以前不能出口,可乾隆以后却允许大量出口,嘉庆、道光时期的很多官窑瓷器、书画以极便宜的价格流失海外,甚至,很多真正是明、清时代的真文物,因鉴定失误,被当成仿制品卖了。”

  最近的一次,则属1980年以后的走私潮,并由此形成了以港澳为跳板,从内地到欧美的中国文物走私链条。

  有人形容,改革开放以后的文物走私,“八十年代开始走,九十年代开始跑”。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上海站原站长许勇翔告诉记者,1990年代以后政府部门都经商,出去的集装箱基本免检,所以集装箱走私比较严重,“后来我们在海外发现了大量的佛像、石雕,这些不可能携带的东西,只可能是集装箱出去的嘛。”

  吴树曾经在采访中翻阅海关总署的记录,一般来说海关物品的抽检比例为5%,这么低的抽检率,“有的海关一天居然可以查出上千件走私文物,那么你可想象一下没有被抽检出来顺利出去的数量。”

  美国圣塔莫妮卡学院现代语言系教授吴琦幸说,以洛杉矶为例,就有很多香港商人所开的古董店,而据他了解,店中所卖真品,很少是早年进入美国的,而多是近年由香港转移出去。“不但藏家买,主流社会的博物馆也会来买,他们有所谓‘博物馆之友’(本地提供赞助的富商等)支持。”

  杨焕自小在美国长大,在当地有较好的人脉,现在他在纽约为国内的一些藏家购买中国古代艺术品。“美国每年3月和9月都有亚洲艺术博览会,我们都开玩笑说这是‘走私汇报展’,”他告诉记者,购买这些走私品的主要还是美国的大的古董商,或者是资深藏家,“一件好东西进去了,可能几十年就不会再露面。”

  浮浮沉沉,走私文物在洗去了所有的危险信息后,也许又会重新露面,成为国际拍卖公司力推的珍品——这也许就取决于它临时被附着上的某些价值,所以吴树坚持认为,西方炒作中国古董,有其“阴谋”,而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下,流失文物也确实最能调动起国人的“两爱”(爱国、爱财)情绪。

  官员的无奈

  “总的来说,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在不出意料的开场白后,国家文物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开始抱怨文博行业处境的艰难。

  “全行业不到7万人,”他对记者说,“全国有40万处不可移动文物,2000万件可移动文物,以全国14个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来说,财政上地方政府不愿意承担,每年200-300万中央拨款基本上是杯水车薪。”

  他举例说,每年文物进出境量是40万件,还有大量仿制品,“这就让工程量翻倍”。由于每张文物许可证都要附照片,还有记录单、出境许可证等等,实际上,“这一点钱连这些基本耗材都不够。”他苦笑。

  令这位官员记忆最深的是他对某个管理处的考察,“这个站因为没钱,买不起车,打了出租车来接我们,站里的工作人员都只能自己去坐公交车。”

  “站里缺乏合理的梯队建设,就靠老专家在撑着,有些老同志这么多年了还没有编制……这样下去的后果是什么?一件东西看走了眼,它就出去了啊!”

  许勇翔在审核管理处上海站工作的经验是,(文物可能流失的)口子太多了,快件邮包、个人旅客、货物处境……海关方面缺乏专业人员,文物部门和海关缺乏进一步的合作,“而且,海关岗位经常调动,我们刚跟一位熟了,他就调走了。”事实上,“两层皮”的管理现状(有通关权力的人不懂,懂的人没有通关权力)为人诟病已久,但改善起来却相当不易。

  许勇翔举了一个听上去令人讶异的小例子。他在上海站工作时,有时会接到海关人员的电话,一般是遇到了疑似的文物需要专家协助判断,“我到浦东机场要花一个多小时,飞机也不会等人,通常的情况是,东西留下来,人却走了。”

  为此他曾力主建立出入境现场的电视电话系统,但未能如愿——这部分反映了中国文物部门的尴尬地位。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曾向媒体披露,北京T3航站楼、北京南站等大型工程建设破坏了地下文物,从2005年到2008年,北京建设项目的总和大约是3万项,文物部门参与考古勘测的仅为237项。这其中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是,北京地铁4号线圆明园站,发现清代御路仍继续施工,但是由于御路过于坚硬,一直没办法完全铲除,这才找到了文物局,而100多米长的御路已遭破坏。

  “(如提前进行考古保护,)建设单位要出的考古勘测经费大概多少?”记者问。

  “整个房地产项目,地下文物保护的钱不会超过一套房子的售价。”宋大川说。

  以爱国之名

  近几年来,潘家园开始流传起第三个故事,卖家会说 :这宝贝是“海外回流”的。嘉德拍卖的一位负责人说,2003年起,通过拍卖回流的文物明显增多。而前述国家文物局官员称,单北京一地,“临时进境”的文物一年就超过1万件,而这些文物(主要通过拍卖)80%最后都留在了中国。

  “海外回流”的大背景是中国经济的“奇迹”,一位业者说,现在中国国内明清古画的价格已经超过海外,所以这些文物自然要从纽约伦敦往北京上海走。但国内一家拍卖公司的副总提醒,在商言商,不必为拍卖上的回流附加太多爱国的色彩。

  吴琦幸记得,几年前,还曾有一个收藏家团体打着让文物从美国回归祖国的旗号,在上海办过一个规模不小的拍卖会,所拍之物不但普通,甚至还有一些是根本无法列入收藏档次的伪劣品。

  在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中,除了蔡铭超,王定乾这个台湾人的名字也为更多的人所熟知。作为蔡铭超的好友,他最早向媒体渐次透露了“神秘买家”的身份(从亚洲人到华人再到内地人),又向众媒体发来致佳士得拍卖行的声明,建议佳士得撤销关于兽首的交易,同时放弃对蔡铭超的任何法律追诉权,而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他更是高声呼吁佳士得,“不要用文物挣中国人的钱!”

  王是台湾著名藏家、寒舍集团董事长,他对内地专家及媒体提出的“兽首不值钱论”嗤之以鼻,“我们中国的艺术品在外国人心目中地位本来就很高的,而且随着中国的强大……”他在电话中对记者说,“说兽首不值钱的人,第一,你看过这两样东西吗?第二,你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品到底有没有研究过?”

  王显然是见过兽首的,1980年代末,正是寒舍集团花了大约100万美元从海外购得猴、虎、马、牛4个兽首,在1989年底举办特展后,寒舍集团又将其悉数卖出,10年以后的2000年,它们中间的3个,出现在香港的拍卖场上,被保利集团“高价抢回”。

  在这次拍卖中,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当时代表保利集团“抢回”文物的顾问易苏昊,曾经公开批评台湾买家“只看钱”,所指的即是王定乾在双方打过招呼后仍参与竞投六角套瓶,令北京文物公司多花了900万元。

  至于那3个兽首,如何从寒舍流向香港的拍卖场?当王定乾被问起这段往事时,他说,这是行规,是商业上的秘密,在一再追问下,他说,我们都是卖给了台湾人,至于它们后来怎么去了香港,“我怎么会知道?”